当上亿万富翁如此简单

岗厦原住民中的亿万家族或有20多个，而个人资产过亿的或接近10个

在开发商与政府眼中，“支持老实人、不做老好人”是最主要的原则;对原则、标准的坚持并非徒劳无功，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树立，促进了社会秩序的良性循环。

并且，原则、拆迁标准本身在外人看来已相当诱人。金地大百汇公司方面承认，岗厦旧改，确实催生了一批千万富翁以及若干位亿万富翁。

岗厦改造补偿方案公布之初，一位文姓老伯就对记者透露过自己的“小算盘”。他表示，自家房子若全部折算成现金补偿，将近800万元。只要他签字同意，这笔钱很快就会到账，令他颇为心动。家庭会议上，略略测算，家人发现，拆后返房更划算，获得的物业价值远远超过现金补偿，家里也不缺钱花，最终一致同意以拆后补公寓的方式签约。

按照周围楼市价格判断，有关人士分析，新建成的岗厦住宅、公寓的价格至少会在每平方米25000元以上。

香港文氏宗亲会会长文志强家在改造中很是显眼———全家共17人，在岗厦共有约3000平方米的房产，改造前，每月可收取租金5万至6万元。改造后，若继续选择换房、出租，他们家族的收入将大幅增加;若兑现，入账的也将是一笔巨款———尽管他并未透露最终的选择和实际获益数字，但其身家一夜暴涨千万已毋庸置疑。

据金地大百汇工作人员透露，在所有岗厦村民中，房屋面积最大的一个家族拥有约6000多平米房产，在改造后，将拥有过亿资产，而这样一夜过亿的例子在岗厦绝非只此一家，极少数尚未签约的村民中也不乏“潜力股”。据胡卫明分析，如果房价维持在每平方米3万元左右的话，则相当于只要有3000多平米房产就可以过亿元，据此推算，岗厦原住民中的亿万家族可能有20多个，而个人资产过亿元的可能会接近10个。

此外，由于集体资源的升级，岗厦村民的股份也显得额外珍贵。早年成立岗厦股份公司时，每个村民按照户籍所在等条件不同，给予各自不同的股份份额，正常岗厦村民每人可获1股，据了解，眼下这1股股份已价值约200万元。

除了原村民，一些早期在这里买房的人也成了受益者。记者采访中接触到一位黎先生，他不是岗厦原村民，但在十年前在这里买了一套房，作为投资，买入的价格在当时看来很是不菲。“很多人看我现在获得了这么大的收益，好眼红，但在十年前，有谁肯出高价买这里的烂房子？”黎先生说，像他这样出高价买入的，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，他已扛着风险走过10年。

旧改，是否已成为养殖富翁的暖房？在深圳这座充满冒险精神、追求效率、利益的城市，这是徘徊在太多人心中的问题。

眼下，南山大冲村面对着相似的改造过程，同样将因为旧改而成就不少亿万富翁，其数量比岗厦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多达十几人。

大冲村改造号称广东省最大的旧改工程，面积达68.4万平方米，集中着1400多栋没有经过合法手续抢建起来的私房，总建筑面积达105万平方米。根据规划，8年内将累计投入600亿元，相当于建6座杭州跨海大桥。根据拆迁补偿规定，私宅2层及以上部分以1.1万元/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偿，或在大冲改造完成后返还同等面积的物业。

令人咋舌的是，大冲村中目前持有1万平方米以上物业的家庭超过10户，这也意味着，大冲的旧城改造将诞生十几个亿万富翁。

城市更新成本提高？

《物权法》颁布后，亟须补充条款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外延作出明确解释

蔡屋围事件提高了岗厦村民的心理预期，岗厦之后，大冲又将诞生更多的亿万富翁;旧改是否将成就一批又一批的百万、千万、亿万富翁？城市更新的门槛又是否会在接连的旧改中不断提高？

“更新的成本、门槛肯定会提高，目前的模式，简单说，就是以规模空间化解拆迁成本，这个模式在城市里能复制的时间不长。”在手头的工作之外，郭鹏生有自己的思考，“随着时间推进，地王大厦总有一天也会面临拆除，在眼下拆迁进行中，要思考，怎样引领理念的更新、怎样提高法律能起到的作用。”

城中村一方面与城市紧密结合，另一方面又与城市格格不入，城市更新已迫在眉睫;然而，郭鹏生认为，深圳特点在于，用30年完成了西方300年的变化，时间、空间、心理尺度上大幅压缩，西方几代人形成的文化积累、素质提高、城市进程要在深圳一代人内解决，亟须建立共同认知感，去化解必然存在的冲突。

郭鹏生将这样的过程喻作“反刍”，他解释说，城市急剧膨胀后，深圳这头孺子牛需要不时“反刍”，才能促进消化;改造城中村，让隐性矛盾凸显，构成动力，令城中村与这个城市的标准真正对接，以产生新的竞争力，这不仅是城市的重新定位、秩序的重新构建，更是一次重要而持久的“反刍”。

他也提醒说，从蔡屋围、岗厦经验看，政府要从眼下着手，抑制不良秩序的复制———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梳理、尊重必不可少，但要防止这类问题的反复出现，非法抢建、违法合作建房对城市可持续更新造成极大威胁———“如果不加以控制，旧改的门槛会高速提高，成为甩不掉的包袱，积重难返。”

《物权法》出台无疑为旧改再添变数。蔡屋围“钉子户”蔡珠祥最早从《物权法》中获益，他熟读该文案，并作出分析，“建金融中心是商业利益，所以我根据物权法可以和他们自由谈判。但如果是像建地铁、政府机构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，根据物权法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。所以不用担心遵守物权法会增加城市公共建设的成本。”

如何防止地方政府主开发商可能滥用“公共利益”侵犯私人物权，或者个人滥用“私人利益”妨碍公共利益，这一焦点讨论一直延续到了岗厦旧改中。有村民效仿蔡珠祥提出，福田区政府、金地大百汇、岗厦股份三方主导的是一次商业改造，公共利益在其中占次要地位;而主导三方则认为，在岗厦案例上，改变的更多是功能属性，而非物理属性，不是简单的拆除后商业开发，而是重建管理秩序。

这样的争论似乎没有结果，更多时候仍会陷于具体的补偿数额谈判中;但争论的结果对旧改又举足轻重，不少政府工作人员认为，在《物权法》颁布后，亟须有补充条款，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外延作出明确解释。

在法律、思维、意识全面提升之前，城中村改造必然仍将一次次地付出代价，郭鹏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深圳政府是一个“宽松的弱势政府”，在旧改中也体现出这一特色，必然会付出代价。胡卫明将深圳描述为一个“探索者”，承载着先行先试的功能，在实现创新价值的同时，代价必不可少，甚至包括部分公平。

“我们期待《城市更新办法》早日拟定出台，也欢迎所有人都来关注旧改，有批评、争论都是好事，深圳可以改进，但不该停顿，深圳最怕停顿。”郭鹏生说。

这与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过程并无二致;自己起初喊个高一些的价格，此后谈判的空间也就相对较大。———一岗厦村民

这么大的一个项目，投资超过百亿元，其实一家一户多给一些并没太大影响，但我们害怕的是破坏秩序，所以抱定了原则。

(深圳)承载着先行先试的功能，在实现创新价值的同时，代价必不可少，甚至包括部分公平。

———金地大百汇公司总经理胡卫明

深圳政府是一个“宽松的弱势政府”，在旧改中也体现出这一特色，必然会付出代价。

———福田区旧城改造办公室主任郭鹏生

人有人的运气，城市有城市的运气。整个城市的升级带动了岗厦价值的提升，岗厦原村民早已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