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年春节，都是中国人一次集体回家的朝圣之旅，为了一家人的团聚，千里迢迢、千难万阻，都难以牵制回家的脚步。这或许是全独有的现象。中国人对于故乡的依赖，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奇景。最直接的体现是，关于故乡的诗文不计其数，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、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、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等等，思乡中总是包含浓浓的惆怅、伤感，乡愁扑面而来。近些年来，更有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”这样的现代化之乡愁。
在今年的春节期间，又掀起了一波对于家乡五味杂陈的思考和书写，同时也有了面对北上广，逃离还是逃回、大城市与小城镇孰优孰劣的争辩。这些也都在给暂时放下工作沉浸于浓浓年味的人们，带去难以挣脱的现实提示：我们与故乡到底是什么的关系？为什么在哪里生活，会成为永不停歇的争论话题？中国式迁徙，何时能够得以安宁？
故乡：故去的家乡
诗人于坚的一篇写于2011年的文章《朋友是最后的故乡》这个春节在微信朋友圈流传甚广，引起诸多人的共鸣。他在文中说到：故乡不再是我的在场，只是一种记忆，这种记忆最活跃的部分是朋友们保管着。记忆唤醒的是存在感，是乡音、往事、人生的种种细节、个人史、经验。如今，只有在老朋友那里才可以复苏记忆……朋友无法被拆迁，许多老朋友，也还坚持着“抽象理想最高之境”，滔滔者天下皆是，己所不欲强加于人的恶行时有发生；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朋友继续故乡遗风，“止于礼”“止于至善”，像刘关张那样肝胆相照，言行一致，说着母语，时刻准备为朋友两肋插刀。
事实上，于坚说出了一个很多人蕴藏在心中迟迟没有去发掘的真相，其实人们与故乡之间千言万语的情愫，本质上只是寄托在微弱的载体之上的。由此，也引起“亲人是唯一的故乡”等真实的抒怀，道尽了故乡与内心的真实联系。这也说明，在这个已经被现代化与城市化裹挟的时代进程里，人们与故乡之间的藕丝，其实已经越来越微弱了，亲友等线索，成为最后的游子与故乡的中介或媒介。而这些中介或媒介一旦中断，那么这个故乡，或者就将成为已经故去的家乡了，被遗忘，被淘汰。
这种真实的心理挖掘，在社会研究中来说，可能意味着更多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在《乡土中国》中说，“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，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死于斯的社会。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，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。在这种不分秦汉，代代如是的环境里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。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，而不是时代变更。一年一度，周而复始。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，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。”
但是到现在，这种安土重迁———乡土中国的一个表征，也彻底反转了，中国已经成为全人口流动最频繁、数量最多的国家。故乡，开始被时代冲刷得日益褪色了，不再是神圣不可疏离的圣地，或者说，它只是成为了旅游式的胜地了。
在频繁的流动与迁徙中，费孝通所说的这一套乡土生活运作模式和逻辑被剧烈地颠覆了。而一旦这种乡土中国的表征在退化，“故乡”这个很大程度上寄托于乡土中国之上的文化产物，也将会随之凋零。乡土中国的背后，是一种传统式的追求安稳、可预见、最具安全感的生存需求，年复一年，好像时间在乡土中是停滞不前的。很显然，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，这一切都是不复存在的，变化、陌生、不可预见才是最显著的特征，时间在人们匆匆的脚步中，急剧飞逝。http://mgylcr.com
如今，乡土中国的载体，随着农村的凋敝，已经慢慢缩到小城镇中，流动中国的载体，毫无疑问，是在大城市。于是，在乡土中国与流动中国之间，人们也遭遇选择困惑症，到底是具有更多中国传统的乡土中国式生活好，还是具有现代化与城市化之后流动中国的那种生活方式好？这成为众多人的一个纠结。
小城镇与大城市
刚刚出街的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封面报道就是“逃回北上广”，它说：马年春节过后，网络上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比较与激辩，异乎寻常地喧嚣起来。无论是逃离北上广，还是逃回北上广，大城市、小城市之间的比较与取舍，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往返的潮汐，凸显的是一代城市谋生者安全感的缺乏，“无根”的困惑。
在两三年前，迫于房价高昂、交通拥堵、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的各种工作、生活压力，很多的年轻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“逃离北上广”，形成一股返乡潮，返回二三线的小城市(“小城市”严格上应该称之为小城镇更合适，后文都将使用小城镇)。但在这一两年后，这些“逃离北上广”的人，经历了家乡诸如工作机会少、收入水准低、观念不合拍、人情世故繁杂等挫折与不如意之后，就又有很多人选择了“逃回北上广”。身在故乡为异客，反倒觉得自己虽然苦一些，但却更自由和有更多发展机会，心情不像在家乡小城镇那般压抑。于是，家乡成为了回不去的地方。
有人总结说：大城市拼钱，小城市拼爹。大城市的“拼钱”、小城镇的“拼爹”，体现的是两种文化形态与社会属性，拼钱是商业与资本为指挥棒的现代社会属性，拼爹是以血缘等为依托的乡土属性。小地方的安逸，有着乡土中国的安稳作为支撑，半熟人社会，关系网密织，网罗生长其中的人，有安全感。大城市是生人社会，在流动中，其是压力无法规避的代价，有着自由、机会，却少有安全感，明显地感受到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在自身形成的刺激。
在小城镇，个人被限定在先赋角色中(指建立在血缘、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)，大城市中，有更多的机会，实现自致角色(指主要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)。这一点，也很接近19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其名著《古代法》中所指出的“身分与契约”的一个差异，乡土中国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，接近于“身分社会”与“契约社会”的区别，也反映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(市场经济)、从“人治”到“法治”的进程。
大城市的自由与机会，更多的是法治与商品经济带来的人的解放，而小城镇的拼爹，则是自然经济、人治所束缚。
很显然，小城镇是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未完成式，属于半乡土半现代的一个奇怪社会景观。也就是说小城镇，其实是乡村的放大版，同时也是城市的缩小版，它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，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最好的样本。可以说，在小城镇，是一个“杂交中国”：既有这现代化之后的物质与硬件，还有浓厚的乡土中国的“差序格局”、着重人情世故，让有着优越先赋资源(拼爹)的人，获得异常的滋润与安逸，既能通过关系占据好的工作计划，还能够以此获得大城市能够享受的生活质量，早早地过上了有车有房的中产生活，甚至成为了令人眼红的“土豪”。但对于没有这些资源的人来说，则是难以寻觅到立足之地的黑暗角落。
对于较长时间有在大城市生活过却毫无资源依靠的人来说，相较之下，拼钱或许更能让人接受，至少拼钱，也是能有一定的个人奋斗与公平竞争的可能，拼爹这种寄生于先赋的资源则毫无公平可言。于是，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优劣，本质上还是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比对，以及人们在这两种社会中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，大城市不宜居、不让居，小城镇不易居、不能居，那么大迁徙就只能成为中国永恒的主题。
“中国式”迁徙
其实，中国之所以能够每年都要发生人类奇观的大迁徙，还是在于人们难以融入所在地。奋斗多年，依然是外地人的尴尬，才是每年不得来回迁徙的根源；而资源配置、地域(城乡)差异，是人只能出走维持生计、无法守护家乡的根源。个体的命运，在这种大时代的背景下，是一次最鲜明直白的映照。
改革开放之前，以户籍为标志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，牢牢地锁定了整个乡土社会的流动性。改革开放后，城市居民脱离了单位的全方位管辖，农村居民也摆脱了公社的无理束缚，在户籍制造的城乡二元格局的缝隙之间，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。是这个拥有8亿多农民的乡土中国，随着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，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，经历了市民化过程，在身份上由纯粹和传统的农民，向具有了更多现代性的“农民工”或“新市民”转变。二代农民工很多人已经实现了个人的市民化，个体上已经与城市居民没有明显的区别了，真正地实现了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言的“农民的终结”。
但他们落脚城市，却依然难以在城市落地生根。“人挪活、树挪死”，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桎梏的中国式流动，往往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身份迷失，以迁徙的主体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例，从最初的“盲流”到“外来工”、“农民工”，在工不工、农不农之间，始终连最基本的身份融入都无法做到，犹如成为一片无根的浮萍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，我们已经亲身感受到了社会流动带给社会的种种好处，但是具体在个体层面，这些流动的人员，却一直无法挣脱身份的束缚，实现真正的自由迁徙，而这同时也限制着社会流动的最优化。
回顾中国人口流动的变迁，在人口流动的客观需求和不愿彻底放开的共同作用下，各地均陆续出台了一些渐进的措施，设立门槛，在学历上、个人技术能力上，实行了严格的规定，有条件地放开部分入户的可能性，以鼓励所谓合理的流动。但是多年下来，只有极少部分人享受到了这种政策。大量进入城市从事低端工种的人士，没有学历、没有所谓的技术，但同样作出了贡献，却只能徘徊在自由流动的边缘，难以扎根城市。
机会与发展决定了人的流动，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和社会均衡发展。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，美国、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等地都是上人口流动量大、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，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。而再从社会学角度看，人口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，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这样可下的流动，变成僵化的社会结构，那么其危害性就是，轻微的冲击都随时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结构崩盘。顺畅的人口流动能促进社会结构不断新陈代谢。
但中国目前这种迁徙，很大一部分是一种平行流动，人们在同一个社会阶层的领域里左右移动，或者说转移工作、职业等，保持社会阶层不变，无法完全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。因此，进入大城市的确实拥有自由了，但这种自由，仅是个体身体上的自由，仍然没有权利上的自由。这也是造成中国每年大迁徙的根本原由，难以落地生根，才让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，不得不还保持着安土重迁的传统。
中国式大迁徙，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当中各种辛酸苦辣。而现在的迁徙，还加入了环境等造成的新的问题，“环境难民”逃往小城镇和农村的城市人越来越多，成为“环境移民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发展更多的现代社会属性的小城镇，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，更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良性的发展。因为仅仅依靠北上广这些大城市，而没有遍地发展良好的小城镇，中国就没有未来，而且小城镇的发展，还是医治现在大城市病症的不二之策。
充分实现社会自由流动，打破户籍等桎梏，在此基础上，逐步改变中国当下的城乡与区域差异，让小城镇如大城市一样，能够有同样的机会与自由，而且城市能够开放怀抱，接纳那些长期落脚城市的漂泊之人，中国式迁徙，也就能够走入历史。http://mgylcr.com
每年春节，都是中国人一次集体回家的朝圣之旅，为了一家人的团聚，千里迢迢、千难万阻，都难以牵制回家的脚步。这或许是全独有的现象。中国人对于故乡的依赖，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奇景。最直接的体现是，关于故乡的诗文不计其数，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、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、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等等，思乡中总是包含浓浓的惆怅、伤感，乡愁扑面而来。近些年来，更有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”这样的现代化之乡愁。
在今年的春节期间，又掀起了一波对于家乡五味杂陈的思考和书写，同时也有了面对北上广，逃离还是逃回、大城市与小城镇孰优孰劣的争辩。这些也都在给暂时放下工作沉浸于浓浓年味的人们，带去难以挣脱的现实提示：我们与故乡到底是什么的关系？为什么在哪里生活，会成为永不停歇的争论话题？中国式迁徙，何时能够得以安宁？
故乡：故去的家乡
诗人于坚的一篇写于2011年的文章《朋友是最后的故乡》这个春节在微信朋友圈流传甚广，引起诸多人的共鸣。他在文中说到：故乡不再是我的在场，只是一种记忆，这种记忆最活跃的部分是朋友们保管着。记忆唤醒的是存在感，是乡音、往事、人生的种种细节、个人史、经验。如今，只有在老朋友那里才可以复苏记忆……朋友无法被拆迁，许多老朋友，也还坚持着“抽象理想最高之境”，滔滔者天下皆是，己所不欲强加于人的恶行时有发生；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朋友继续故乡遗风，“止于礼”“止于至善”，像刘关张那样肝胆相照，言行一致，说着母语，时刻准备为朋友两肋插刀。
事实上，于坚说出了一个很多人蕴藏在心中迟迟没有去发掘的真相，其实人们与故乡之间千言万语的情愫，本质上只是寄托在微弱的载体之上的。由此，也引起“亲人是唯一的故乡”等真实的抒怀，道尽了故乡与内心的真实联系。这也说明，在这个已经被现代化与城市化裹挟的时代进程里，人们与故乡之间的藕丝，其实已经越来越微弱了，亲友等线索，成为最后的游子与故乡的中介或媒介。而这些中介或媒介一旦中断，那么这个故乡，或者就将成为已经故去的家乡了，被遗忘，被淘汰。
这种真实的心理挖掘，在社会研究中来说，可能意味着更多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在《乡土中国》中说，“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，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死于斯的社会。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，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。在这种不分秦汉，代代如是的环境里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。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，而不是时代变更。一年一度，周而复始。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，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。”
但是到现在，这种安土重迁———乡土中国的一个表征，也彻底反转了，中国已经成为全人口流动最频繁、数量最多的国家。故乡，开始被时代冲刷得日益褪色了，不再是神圣不可疏离的圣地，或者说，它只是成为了旅游式的胜地了。
在频繁的流动与迁徙中，费孝通所说的这一套乡土生活运作模式和逻辑被剧烈地颠覆了。而一旦这种乡土中国的表征在退化，“故乡”这个很大程度上寄托于乡土中国之上的文化产物，也将会随之凋零。乡土中国的背后，是一种传统式的追求安稳、可预见、最具安全感的生存需求，年复一年，好像时间在乡土中是停滞不前的。很显然，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，这一切都是不复存在的，变化、陌生、不可预见才是最显著的特征，时间在人们匆匆的脚步中，急剧飞逝。http://mgylcr.com
如今，乡土中国的载体，随着农村的凋敝，已经慢慢缩到小城镇中，流动中国的载体，毫无疑问，是在大城市。于是，在乡土中国与流动中国之间，人们也遭遇选择困惑症，到底是具有更多中国传统的乡土中国式生活好，还是具有现代化与城市化之后流动中国的那种生活方式好？这成为众多人的一个纠结。
小城镇与大城市
刚刚出街的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封面报道就是“逃回北上广”，它说：马年春节过后，网络上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比较与激辩，异乎寻常地喧嚣起来。无论是逃离北上广，还是逃回北上广，大城市、小城市之间的比较与取舍，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往返的潮汐，凸显的是一代城市谋生者安全感的缺乏，“无根”的困惑。
在两三年前，迫于房价高昂、交通拥堵、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的各种工作、生活压力，很多的年轻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“逃离北上广”，形成一股返乡潮，返回二三线的小城市(“小城市”严格上应该称之为小城镇更合适，后文都将使用小城镇)。但在这一两年后，这些“逃离北上广”的人，经历了家乡诸如工作机会少、收入水准低、观念不合拍、人情世故繁杂等挫折与不如意之后，就又有很多人选择了“逃回北上广”。身在故乡为异客，反倒觉得自己虽然苦一些，但却更自由和有更多发展机会，心情不像在家乡小城镇那般压抑。于是，家乡成为了回不去的地方。
有人总结说：大城市拼钱，小城市拼爹。大城市的“拼钱”、小城镇的“拼爹”，体现的是两种文化形态与社会属性，拼钱是商业与资本为指挥棒的现代社会属性，拼爹是以血缘等为依托的乡土属性。小地方的安逸，有着乡土中国的安稳作为支撑，半熟人社会，关系网密织，网罗生长其中的人，有安全感。大城市是生人社会，在流动中，其是压力无法规避的代价，有着自由、机会，却少有安全感，明显地感受到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在自身形成的刺激。
在小城镇，个人被限定在先赋角色中(指建立在血缘、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)，大城市中，有更多的机会，实现自致角色(指主要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)。这一点，也很接近19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其名著《古代法》中所指出的“身分与契约”的一个差异，乡土中国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，接近于“身分社会”与“契约社会”的区别，也反映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(市场经济)、从“人治”到“法治”的进程。
大城市的自由与机会，更多的是法治与商品经济带来的人的解放，而小城镇的拼爹，则是自然经济、人治所束缚。
很显然，小城镇是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未完成式，属于半乡土半现代的一个奇怪社会景观。也就是说小城镇，其实是乡村的放大版，同时也是城市的缩小版，它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，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最好的样本。可以说，在小城镇，是一个“杂交中国”：既有这现代化之后的物质与硬件，还有浓厚的乡土中国的“差序格局”、着重人情世故，让有着优越先赋资源(拼爹)的人，获得异常的滋润与安逸，既能通过关系占据好的工作计划，还能够以此获得大城市能够享受的生活质量，早早地过上了有车有房的中产生活，甚至成为了令人眼红的“土豪”。但对于没有这些资源的人来说，则是难以寻觅到立足之地的黑暗角落。
对于较长时间有在大城市生活过却毫无资源依靠的人来说，相较之下，拼钱或许更能让人接受，至少拼钱，也是能有一定的个人奋斗与公平竞争的可能，拼爹这种寄生于先赋的资源则毫无公平可言。于是，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优劣，本质上还是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比对，以及人们在这两种社会中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，大城市不宜居、不让居，小城镇不易居、不能居，那么大迁徙就只能成为中国永恒的主题。
“中国式”迁徙
其实，中国之所以能够每年都要发生人类奇观的大迁徙，还是在于人们难以融入所在地。奋斗多年，依然是外地人的尴尬，才是每年不得来回迁徙的根源；而资源配置、地域(城乡)差异，是人只能出走维持生计、无法守护家乡的根源。个体的命运，在这种大时代的背景下，是一次最鲜明直白的映照。
改革开放之前，以户籍为标志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，牢牢地锁定了整个乡土社会的流动性。改革开放后，城市居民脱离了单位的全方位管辖，农村居民也摆脱了公社的无理束缚，在户籍制造的城乡二元格局的缝隙之间，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。是这个拥有8亿多农民的乡土中国，随着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，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，经历了市民化过程，在身份上由纯粹和传统的农民，向具有了更多现代性的“农民工”或“新市民”转变。二代农民工很多人已经实现了个人的市民化，个体上已经与城市居民没有明显的区别了，真正地实现了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言的“农民的终结”。
但他们落脚城市，却依然难以在城市落地生根。“人挪活、树挪死”，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桎梏的中国式流动，往往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身份迷失，以迁徙的主体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例，从最初的“盲流”到“外来工”、“农民工”，在工不工、农不农之间，始终连最基本的身份融入都无法做到，犹如成为一片无根的浮萍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，我们已经亲身感受到了社会流动带给社会的种种好处，但是具体在个体层面，这些流动的人员，却一直无法挣脱身份的束缚，实现真正的自由迁徙，而这同时也限制着社会流动的最优化。
回顾中国人口流动的变迁，在人口流动的客观需求和不愿彻底放开的共同作用下，各地均陆续出台了一些渐进的措施，设立门槛，在学历上、个人技术能力上，实行了严格的规定，有条件地放开部分入户的可能性，以鼓励所谓合理的流动。但是多年下来，只有极少部分人享受到了这种政策。大量进入城市从事低端工种的人士，没有学历、没有所谓的技术，但同样作出了贡献，却只能徘徊在自由流动的边缘，难以扎根城市。
机会与发展决定了人的流动，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和社会均衡发展。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，美国、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等地都是上人口流动量大、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，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。而再从社会学角度看，人口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，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这样可下的流动，变成僵化的社会结构，那么其危害性就是，轻微的冲击都随时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结构崩盘。顺畅的人口流动能促进社会结构不断新陈代谢。
但中国目前这种迁徙，很大一部分是一种平行流动，人们在同一个社会阶层的领域里左右移动，或者说转移工作、职业等，保持社会阶层不变，无法完全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。因此，进入大城市的确实拥有自由了，但这种自由，仅是个体身体上的自由，仍然没有权利上的自由。这也是造成中国每年大迁徙的根本原由，难以落地生根，才让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，不得不还保持着安土重迁的传统。
中国式大迁徙，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当中各种辛酸苦辣。而现在的迁徙，还加入了环境等造成的新的问题，“环境难民”逃往小城镇和农村的城市人越来越多，成为“环境移民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发展更多的现代社会属性的小城镇，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，更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良性的发展。因为仅仅依靠北上广这些大城市，而没有遍地发展良好的小城镇，中国就没有未来，而且小城镇的发展，还是医治现在大城市病症的不二之策。
充分实现社会自由流动，打破户籍等桎梏，在此基础上，逐步改变中国当下的城乡与区域差异，让小城镇如大城市一样，能够有同样的机会与自由，而且城市能够开放怀抱，接纳那些长期落脚城市的漂泊之人，中国式迁徙，也就能够走入历史。http://mgylc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