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题：加薪潮下的中国工人

变了味的“加薪潮”

“公司现在跟着最低标准调高工资，但调高一次，我们的基本任务量就增加一次。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，现在8小时要做9000个才行。最低工资从770元调到920元，只涨了19％，任务量却涨了50％，员工能高兴吗？”在广东东莞一家日资电子厂工作的白春荣对《国际先驱导报》记者说。

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，化加薪于无形。而工人们对变了味的“加薪潮”当然难言满意。

“我和企业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工资，我干活，他给钱，除此之外无关联。”在佛山一家日资企业工作的小蔡的说法代表了很多打工者的心态。

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吴华介绍，现在的新员工对劳动的等价交换意识很明显。老一辈的农民工在衡量工资收入时，是跟自己务农收入比，跟养家糊口的需要比，而现在他们会为自己定价，问“我值多少钱”。

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，究竟需要多少工资？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介绍：在深圳，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、恩格尔系数为0.5(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)、赡养系数1.87(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.87人)来计算，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.7元；另一份按照更低标准计算的数据，来自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：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，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。

工人对工资不满意，但跟企业又谈不拢。“因为我们不了解企业运营状况，也不熟悉法律，个人去谈，毫无用处。说多了企业就开除你，只能抱团。”在深圳打工的王刚刚很无奈。

“我觉得政府应该立法，让我们更好地参与薪资决定程序，而不是让我们去抱团争取权益。”白春荣说。

幸福依旧缺失

“始终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毫无技术含量的高强度的机械劳动，他们就是压榨劳动力。”小何曾在佛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工厂工作。他说，以前的工作就是要不断把一些零部件组装起来，“像机器人一样拿起风枪机械地将螺丝拧上去，每台限速50秒”。

专门为农民工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“草根之家”负责人徐文财在服装厂、电子厂都打过工，他告诉记者：“走进车间，看到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，感觉是所有的人都非常难过。出了问题，线长、班组长开口就骂，女员工遭遇性骚扰也很常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