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题：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结束

中国近期劳动力出现短缺，意味着“刘易斯拐点”的到来。但是，“拐点”的到来并不是泾渭分明。大学毕业生就业仍然艰难，而且起薪很低。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高不了多少，无从反映大学教育的成本。如果用经济学术语，中国的大学教育可谓“附加值为负”。这似乎暗示着这部分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仍是无限量供应。

“刘易斯拐点”的形成和到来是一个过程，而非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。青年蓝领工人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，其资源已经枯竭。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目前劳动力极度缺乏。这些工厂的经营模式就是建立在青年蓝领劳动力的基础之上。青年工人生活成本较低，劳动力更具流动性，对住房的要求有限。出口产业通过雇佣青年劳动力大大节省了成本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劳动力的医疗成本将呈指数增长。

出口型产业过去一两年中一直抱怨“劳动力短缺”，这一说法暗含玄机。任何紧缺的产品都意味着定价有误。产品的价格应当上涨，从而遏制需求、增加供给，直至达到新的供求平衡。因此，短缺实际上等于价格过低。

对短缺的物品重新定价，意味着整体供给的价格上升，而不仅仅是边际供给。这种特性导致产业拒绝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劳动力，因为他们必须支付给现有的工人更多的工资。他们更愿意降低产能，闲置部分产能也许更合算。

转移与转嫁

遭遇“劳动力短缺”，或者经历罢G的企业也无需对目前的形势过度担忧。薪酬的要求并非是个无底洞。笔者相信，只要工资水平以每年15%-20%的幅度增长，劳动力关系就可以重新达到供求平衡。薪酬上调，劳动力需求就将增加，雇佣中年劳动力就有商业价值。劳动生产力也将随之增加，可以抵消工资成本增加的一半。工资成本增加的另一半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买家。

中国的出口商惧怕来自西方的买家。因为中国的工厂众多，但是，西方的买家却寥寥无几。要让买家承担价格上涨，貌似非常荒谬，因为西方的买家总可以转与另一家工厂合作。但是，如果中国的生产成本上涨，理论上的这种选择是不存在的。所有的工厂都必须支付同样的薪酬。因此，西方的买家就无法找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单家中国工厂并不拥有定价权，但是，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却掌握着定价权。

有些人可能会争论说，生产基地可能会从中国转移到别的国家。没错，有些产业的确会、也应当转移到别的国家。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作用。如果某国的生产成本大幅上涨，生产基地就将转移至其他低工资国家。经济繁荣因此遍地开花。如果中国制定政策，希望阻止这一趋势，就大错特错了。

另一方面，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余地受两个因素的制约。目前，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规模、成本和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上超越中国。如果中国生产基地的一小部分转移至孟加拉、印度尼西亚或者越南，会导致这些国家产生高通胀，并将逐渐消磨掉这些国家的成本优势。这些国家可以选择诸如兴建基础设施的方式克服瓶颈阻力，重振竞争力。但是，这一过程极其漫长。另外，工厂不能离供应商和买家太远。转移至另一国家将极大地增加物流成本。移动整个供应链是极其困难的。